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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9:30还差10分钟，乳山二村居民蔡老伯正在准备出门。披上棉衣、蹬上运动鞋，他的目的地，是距离小区仅一墙之隔的世纪大道辅路路侧广场。透过老伯家的窗户，富有节奏感的音乐混合着凉飕飕的风飘了进来。而在另一边，与蔡老伯居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倪女士（化名）却起身往阳台走去。她所租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紧贴小区围墙，即便关上所有的窗户，广场上热闹的音乐依然惹得她心烦意乱：半个小时后，她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视频会议。

12月15日，天气晴好。晚间20时许爱游戏APP官方入口苹果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舞池从西到东一共汇聚了5支“舞蹈队”。最西侧跳的是富有节奏感的健身操，大约由20余人组成；紧挨这支舞蹈队的，是一支由4个人组成的小型舞团，穿着整齐划一的队服，尽管人数少，但音乐的音量却要超过旁边的健身操团。穿过乳山路，面前的三角形广场内容纳了一支交谊舞团，其人数要远超前面两支舞蹈队，“快三步”的拍子热情洋溢。再往前走，穿过南泉北路，是此处人数最多的一支舞蹈队，选择的是颇为悠扬的乐曲爱游戏APP官方入口苹果版，形成了一个50人左右的方阵。

一位站在音响旁边的大哥告诉记者，广场舞团在此处“驻扎”已有10余年，近年来，随着周围小区的居住人数上升，舞团被投诉的频率也持续走高。因此，世纪大道南泉北路的路口还立起了一块噪音监测屏，根据要求，噪音不能超过70分贝。不过，大哥认为“不合理”，因为“就算没有我们跳舞，世纪大道作为交通要道，车流量带来的声音本来就不可能小的。”

但对于倪女士来说，广场舞带来的“伤害”却是实打实的。“刚搬来时是夏天，基本上能从傍晚5点多一直跳到晚上10点。除了跳舞的，那时候还会有外接音响唱KTV的叔叔阿姨。”与之相较，天气渐冷以后，已经是“舞池”的淡季。倪女士告诉记者，由于车流的影响，毗邻世纪大道的乳山二、三村居民家中本就会持续受到噪音影响，“在屋内测的话，日常也能达到60分贝以上”。等到广场舞一跳，数字就直逼80分贝。

事实上，乳山路世纪大道辅路路侧的这片舞池带来的扰民问题并不是个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针对广场舞噪音的投诉不少：“仙霞公园每天15时至21时唱歌跳舞噪音不断”“嘉定区芙蓉菜市场门口天天18时开始跳广场舞扰民”“闵行区华漕文化活动中心对面天天21时噪音还在90分贝以上”......且区别于几年前“小区内广场舞扰民”引发的大量投诉，当前令市民们困扰的乐曲噪音，主要发生于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与小区内部相比，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广场舞行为要复杂得多。其一，这些口袋公园、公共绿地，甚至是地铁口等空间并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矛盾出现后，通常只能交由执法部门来解决；其二，在这一类公共空间内跳舞的人员组成比较复杂爱游戏APP官方入口苹果版，且流动性很强，沟通协商时，难以找到一个负责人作为代表；再加之噪声瞬时性、局部性的特征，在公共空间内要准确监测、划分声音的归属，本就是一个较大的难点，容易产生争议。

对于这一问题，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顾伟伟告诉记者，在2012年及2024年，申城曾先后出台过《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办法》及《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4年-2026年）》，对于广场舞类活动引起的噪声污染的治理作过一些相关规定。例如，规定公共场所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之间，不允许使用乐器或音响器材进行娱乐健身活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但正如执法人员感到为难的那样，目前广场舞扰民矛盾最为突出的为傍晚时段（即19点至22点），但这一时段内爱游戏APP官方入口苹果版，并无明确的噪声限值要求，且目前针对广场舞噪音的监测，国家及地方标准均无相关的监测方法及评价依据，“根据现在已有的‘硬标准’，居民投诉后，要强制舞队停止并离开，是没有依据的。”

既然硬标准暂时空缺，软手势能否跟上？事实上，广场舞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活动，本身并没有错。为避免走到“扰民”这一步，还需要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采取一些新的科技手段。顾伟伟建议，场地所在街道可以牵头搭建平台，将舞队活动方、受影响的居民和属地管理方一起拉进来，共同针对活动区域、活动时段及活动音量商讨规约并承诺执行。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公安、城管等部门也应结合属地情况，依法对相关活动区域进行优化调整爱游戏APP官方入口苹果版，例如，对于一些噪声显示屏设置的区域、显示内容进行技术指导；对于音响设备的选取及音量调节进行巡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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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被告宁女士产假休息期间，被公司安排继续工作，领取了生育津贴又拿了工资。事后公司要求宁女士退还公司在其产假期间发放的工资6.4万余元，仲裁裁决驳回公司请求后，公司起诉至法院，最终，房山法院同样驳回了公司的请求。工资和生育津贴同时领，员工被公司要求返还工资新京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宁女士入职北京某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2021年4月，宁女士顺利生产。2021年4月生产当天至2021年10月产假期间，宁女士与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就公司的财务工作、考勤管理和工资发放等情况进行沟通、安排和推进。在此期间，公司未招录其他财务人员。 2021年7月，宁女士申请领取了生育津贴7.4万余元。此外，宁女士还收到公司发放的产假期间工资6.4万余元。 2023年3月，公司向房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已领取生育津贴的宁女士返还公司在其产假期间重复发放的工资6.4万余元。在仲裁裁决驳回请求后，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认为，公司已为宁女士缴纳生育保险，不应再另行负担宁女士产假期间的其他待遇。宁女士私下去社保机构办理生育津贴手续，将生育津贴领取账户由公司账户变更为私人账号，并成功领取，骗取公司另行重复支付产假工资6.4万余元。生育津贴是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在已领取生育津贴的情况下，企业无需向其支付产假工资，故宁女士应当退还已领取的工资。宁女士则认为，自己领取了生育津贴也并不妨碍享有产假工资。产假期间，公司并未找其他财务人员负责工作，仍要求她继续提供劳动并表示愿意支付劳动补贴作为补偿。自己在生产手术后第二天便在医院开始工作，一个月之后即前往公司工作。公司的财务工作全部由自己独立完成，不存在重复领取产假期间工资的情况。法律未禁止女职工同时获取工资和生育津贴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宁女士与公司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公司为宁女士缴纳了生育保险，宁女士依法享有产假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宁女士作为劳动者，有权获得劳动报酬。在案证据表明，宁女士在产假期间确实为公司提供劳动，并且在产假未结束之前即返回工作岗位。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宁女士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只是对女职工应享有生育津贴最低限度的保障性规定，并不禁止用人单位在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的同时又向女职工支付工资。宁女士在理应产假休息期间仍为公司提供劳动，公司应当向宁女士给付劳动报酬，宁女士无需退还产假期间的工资，故判决驳回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法官表示，生育津贴是女职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获得的物质帮助。法律法规关于生育津贴的规定是对怀孕女职工最低限度的支付保障，而非女职工生育期间仅能享有生育补贴的排他性规定，法律并未禁止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的同时获取劳动报酬。女职工休产假期间为公司提供劳动，获取生育津贴与劳动报酬的行为均于法有据。法官提示，作为用工主体的企业应积极承担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保障女职工正常休产假和领取生育津贴的权利。除带薪休假以外，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女性职工怀孕、哺乳期间合法权益给予充分保障，如女职工享有的怀孕期间不被辞退和劳动安全保障等权利。同时，在女职工未明确表示放弃产假权利的情况下，女职工提前结束产假上班的，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的，女职工无需返还。新京报记者张静姝通讯员赵金浩编辑彭冲校对李立军